十二月的第一个礼拜，陆昭把十七层走完了。
他每一层都进去坐了十分钟。
十四个门是开的。
三个门是关的。
关着门的三层，是十四层、十五层、十六层。
十四层那个”两个人”的，陆昭听过他的呼吸，没有进去。
十五层和十六层，敲过门，里面没有声音。
开门的十四层里，有七层是空的。
空的意思是：门开着，房间里有椅子、桌子、暖水瓶，但是没有人。
“他们都去哪儿了？”
“不知道。”陈曦说，”守层人不会离开自己的楼层。”
“除了白敬山。”
“除了白敬山。”
第七层的守层人没有走。
第七层的那个人，是个瞎子。
姓常，叫常五。
不是因为排行第五。
是因为他的编号是五。
“常师傅。”
“你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来？”
“我听见你的脚步。”常五说，”你走路的时候，左脚比右脚重。”
“为什么？”
“因为你膝盖有伤。”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落地的时候，声音会闷一点。”
陆昭在他对面坐下。
房间里很干净。
桌子擦得很亮。
常五面前放着一台老式的收音机。
收音机是开着的。
但是没有声音。
“你在听什么？”
“听里面。”常五说。
“里面有什么？”
“沙沙。”
“沙沙有什么好听的？”
常五笑了。
他没有眼睛。
眼窝是陷进去的。
笑起来的时候，那张脸有一种很安静的、很干净的样子。
“沙沙是’底’。”他说。
“就像一张纸，什么字也没写。但是纸本身有纹路。”
“我这些年，就听这个纹路。”
“你听见什么了？”
“塔在呼吸。”
“一天一百四十四次。”
“一分钟六次。”
陆昭记下来。
“常师傅，我今天来，是要问您一件事。”
“问。”
“灯灭的那四十分钟，你有没有动？”
常五停了一下。
“没有。”
“你停了？”
“我没有停。”常五说，”但是我也没动。”
“这两句怎么理解？”
“意思是，我可以动，但是我没有动。”常五说，”因为那四十分钟里，塔在’找’。”
“找什么？”
“找’数’。”
“它自己不是有数吗？”
“它有。”常五说，”它是从一数到十七。”
“但是它每天的数，都会’少’一点。”
“少一点，就要补。”
“怎么补？”
“靠人补。”常五说，”我们这十七个，就是补给它的。”
“每天它数完一遍，发现少了，就从我们身上拿走一点。”
“拿走什么？”
“拿走’重’。”
“什么叫重？”
“就是你还知道自己是谁。”
陆昭沉默了一会儿。
“常师傅，我能问您几个问题吗？”
“问。”
“您是什么时候瞎的？”
“1973年。”
“为什么瞎的？”
“因为我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什么东西？”
“灯。”常五说，”1973年2月17日，塔顶的灯，亮了七分钟。”
“我抬头看了。”
“看完以后，眼睛就开始疼。”
“疼了三天。”
“第四天，就看不见了。”
“但是那天以后，你能听见了。”
“对。”常五说，”那天以后，我就听得见了。”
“听得见十七赫兹。”
“听得见。”
“我就在这一层坐下来了。”
“坐到现在。”
陆昭看着他的手。
那是一双很老的手，指甲剪得很短。
“常师傅。”
“嗯。”
“陈曦说，我们要把’数’换掉。”
常五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手放在收音机上。
“换不掉的。”
“为什么？”
“因为数不是它数的。”常五说，”数是我们数的。”
“什么意思？”
“你听。”常五说，”塔每分钟呼吸六次。”
“这六次呼吸，是有节奏的。”
“哒，哒哒，哒，哒哒。”
“这个节奏，是谁定的？”
“是1972年定的。”常五说。
“谁定的？”
“十七个人定的。”常五说，”1972年，十七个人在塔里坐了一天，一起定了这个节奏。”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定，它就会自己定。”
“它自己定的节奏不好？”
“它自己定的节奏，”常五说，”快得让人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陆昭抬起头。
“所以’数’一直是我们定的。”
“是我们定的。”常五说。
“那换数不是很简单？”
“不简单。”常五说。
“为什么不简单？”
“因为有一个人，把节奏改了。”常五说。
“什么时候改的？”
“1972年12月8日。”
“改成了什么？”
“改成了原来的两倍快。”
“谁改的？”
常五没有回答。
他把手从收音机上拿开。
“陆昭。”
“嗯。”
“我告诉你一件事。”常五说，”1972年12月8日那天，十七个人在塔里开会。”
“会开到一半，灯灭了。”
“灯灭了以后，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我们不用自己数了。'”
“他说：’让它来数。'”
“他说：’让它数，我们听。'”
“我们听。”
陆昭的手握成了拳。
“那个人是谁？”
常五把头转向他。
那双没有眼睛的脸，对准了陆昭的方向。
“那个人，”常五说，”就是写’这是我们的孩子’的那个人。”
“那张纸上的字，是印刷体。”
“那不是印上去的。”
常五说：”那是他用手写出来的。”
“他写字，一笔一划，像印刷。”
“陆昭，你爷爷从靶场带回来的那张纸。”
“不是日本人给的。”
“是那个人给的。”
“你爷爷，是被他放回来的。”
房间里很静。
收音机的沙沙声。
“他叫什么？”
“我们不知道他的真名。”常五说，”他自己说，他叫’观察’。”
陆昭的呼吸停了一下。
“顾承安跟我说过这个名字。”
“他当然说过。”常五说，”因为’观察’不是一个人。”
“是一个位置。”
“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四十年换过一次。”
“第一次是1972年到1988年。”
“第二次是1988年到现在。”
“现在是第二个人？”
“对。”
“第二个人是谁？”
常五把收音机的音量，慢慢地拧小。
“陆昭。”
“嗯。”
“你父亲，1999年2月，在册子上。”
“对。”
“他在册子上的状态，是’已立’。”
“对。”
“可是你父亲，从来没有进过塔。”
陆昭愣住。
“什么？”
“你父亲从来没有进过塔。”常五说，”1972年到今天，他的入塔记录，一次都没有。”
“那他为什么在册子上？”
“因为’观察’，不需要进塔。”
“陆昭。”
“嗯。”
“你从陆家洼回来那趟，你父亲跟你说’那张纸上写着：这是我们的孩子’。”
“他说那句话的时候，眼睛看着东边。”
“你还记不记得？”
陆昭的心跳慢了。
“我不记得。”
“你记得。”常五说，”你只是不愿意记得。”
“因为东边的院墙上，挂着一台旧的收音机。”
那天下午，陆昭坐上回陆家洼的班车。
车开了四十分钟。
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暗了。
他推开院门。
院子里没有人。
东边的院墙上，确实挂着一台旧的收音机。
不是挂。
是”嵌”在墙里。
用水泥封了一半。
陆昭走过去。
收音机的旋钮上，有一层很厚的灰。
但是旋钮的位置，是”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