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昭拿到塔的门禁卡是十一月二十一号。
卡的正面是灰的，背面印着一行小字：”临时人员，须有本处人员陪同”。
陪他的是陈曦。
“我先说清楚规矩。”陈曦说，”塔里不能拍照，不能录音，不能带走任何纸质东西。”
“能记？”
“能记在脑子里。”陈曦说，”带得出去的只有脑子里的东西。”
塔的大堂很高。
地面是水磨石，被磨得发亮，中间一块图案，是一圈一圈的同心圆。
“这是什么？”
“不知道。”陈曦说，”1972年建的，图纸上有这个图案，但是没有任何说明。”
“像一个波。”
“像。”
电梯在走廊尽头。
一共六部，五部在检修，只有一部能用。
陆昭走进去，看按钮面板。
一到十七，还有一个地下二层的 B2。
还有第十八格。
第十八格没有按钮。
那里是一块平的金属片，被人用黑色的电工胶布封住了三层。
“谁封的？”
“不知道。”陈曦说，”1972年交付的时候就封着。”
“试过揭吗？”
“试过。”陈曦说，”1987年，1972年那批人里有一个姓张的，用刀割开过。”
“然后呢？”
“然后他在电梯里待了十一个小时。”陈曦说，”门开的时候，他坐在地上，两只手在数手指。”
“数到几？”
“数到十七，然后重新数。”
“他现在在哪儿？”
“在六楼。”陈曦说，”他是守层人。”
塔一共地上十七层。
不是每层都有用。
一层是大堂和安保，二层是行政，三层是机房，四层是档案，五层是医务室。
六层往上，每层只有一间房。
“这些房叫什么？”
“值班室。”陈曦说，”每层有一个值班的人。”
“值班做什么？”
“什么都不做。”陈曦说，”坐着。”
“坐多久？”
“坐到死。”
塔的六楼。
电梯门开的时候，走廊里的灯是一盏一盏亮起来的，前面亮，后面灭。
走廊尽头有一扇门。
门开着。
门里坐着一个老人。
很瘦，穿着蓝色的中山装，扣子一直扣到最上面一颗。
他坐在一把藤椅上，面对着墙。
墙上挂着一台老式的电子管收音机。
收音机没有插电。
“白老先生。”陈曦说，”有人来看你。”
白敬山没有回头。
“是那个孩子？”
“是。”
“让他进来。”
陈曦往后退了一步。
“我在走廊。”她说。
陆昭走进去。
房间里没有床。
只有藤椅、一张小桌、一只暖水瓶。
老人的腿上盖着一条毯子。
“你叫陆昭。”
“是。”
“你母亲叫周文秋。”
“是。”
“她上过顶楼。”白敬山说，”1999年冬天。”
陆昭站在他背后，没有动。
“她上去做什么？”
“去看那台机器。”
“什么机器？”
“发射机。”白敬山说，”塔不是一栋楼。”
“那是什么？”
“是一根柱子的壳。”
陆昭在他对面蹲下来。
老人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八十几岁。
“白老先生，您是哪一年进来的？”
“1958年。”
“1958年就有塔了？”
“塔1972年才建。”白敬山说，”我是先来的。”
“那您1958年在哪儿？”
“在这儿。”
老人抬起手，往地上指了指。
“塔的地基比塔早。”他说，”1943年，日本人在这儿修了一个’听音台’。”
“听什么？”
“听地下。”
“地下有什么？”
“地下没东西。”白敬山说，”地下有’位置’。”
陆昭沉默了一会儿。
“我听说，您在1972年，用刀割开过电梯里的胶布。”
老人的手在毯子上动了一下。
“割过。”
“您在电梯里待了十一个小时。”
“十一个小时零七分钟。”
“您看见了什么？”
白敬山没有马上回答。
他抬起手，指着墙上的收音机。
“你把它打开。”
“它没插电。”
“你打开。”
陆昭走过去。
那台收音机的插头掉在地上，线已经断了。
他拧了一下开关。
收音机里传出很轻的沙沙声。
不是电流声。
是那种”很远的地方有很多人在同时呼吸”的声音。
“这是十七赫兹的谐波。”白敬山说，”塔里到处都有。”
“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听见。”
“您一直听着？”
“听了六十八年。”白敬山说，”习惯了。”
“您还没回答我，您在电梯里看见了什么。”
老人转过头，第一次正面对着他。
“我看见第十八层。”
陆昭的呼吸慢了一拍。
“塔只有十七层。”
“塔只有十七层。”白敬山说，”但是我在电梯里待了十一分钟的时候，电梯往上走了。”
“往上走到哪儿？”
“到十八。”
“十八层有什么？”
“一间空屋子。”白敬山说，”屋子里有一把椅子，一根话筒。”
“没有别的？”
“没有别的。”
“那您在里头做什么？”
白敬山看着他。
“我坐下了。”
“坐下以后呢？”
“坐下以后，我听见有人在我耳朵里数数。”
“数到几？”
“数到十七。”老人说，”然后那个声音跟我说：’你来得太早了。'”
“然后呢？”
“然后电梯门开了，我出来了。”
“出来以后，塔还是十七层。”
“一直到现在，都是十七层。”
陆昭站起来，走到窗边。
窗外的城市在下午的阳光里，很平静。
“白老先生。”
“嗯。”
“我母亲上顶楼，是为了看那台机器。”
“对。”
“她看到了吗？”
“看到了。”
“然后呢？”
“然后她被带下来了。”白敬山说，”带她下来的人是秦望。”
“她当时说了什么？”
白敬山闭上了眼睛。
“她说：’这东西一直在发。'”
“发什么？”
“发’位置’。”白敬山说，”它把位置发给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白敬山说，”所以这座城里，没有人是真的随便站着的。”
“每个人都在一个位置上。”
“只不过大部分人的位置，是空的。”
陆昭的手指贴在窗玻璃上。
玻璃很凉。
“那我呢？”
“你不在’大部分’里。”白敬山说。
“我在哪儿？”
“你在第十八排最右边。”
这时走廊里的灯，一盏一盏地往远处灭。
陈曦在门口叫他。
“陆昭，时间到了。”
陆昭回过头。
“白老先生，最后一个问题。”
“问。”
“您为什么不离开这个房间？”
老人笑了一下。
“孩子。”
“嗯。”
“我离开这个房间的那一天，就是我倒的那一天。”
“六楼是我的位置。”
“我在这儿，撑着这一层的’数’。”
“我不在，这一层就没有数了。”
陆昭走出门口的时候，听见背后老人说了一句话。
“你上顶楼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
那天晚上，陆昭在技术处整理笔记。
沈青坐在对面，翻档案。
“你今天上去，看到几层？”
“六层。”
“你还有十一层。”
“我知道。”
沈青把档案合上。
“陆昭。”
“嗯。”
“你母亲上过顶楼。”
“白敬山说了。”
“你知道她上去以后，做了什么吗？”
“她在顶上待了四个小时。”沈青说，”档案里有一段记录，是当时的守卫写的。”
“写了什么？”
“他写道：’周同志在顶楼一直站着，没有动。四个小时以后她下来，说了一句话。'”
“说什么？”
“她说：’这台机器没有接线。'”
陆昭抬起头。
“没有接线？”
“没有接线。”沈青说，”从1972年到现在，顶楼那台机器，一直没有接电。”
“那它在发什么？”
沈青没有回答。
窗外的城市，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远处，塔的顶端，有一点红光，在夜色里一闪一闪。
那不是航标灯。
陆昭在这座城里住了二十八年，从来没有见过塔顶亮过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