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瓶子里装的不是水草。
陆昭把它送到沈青那儿，沈青看了两分钟，给苏敏打了电话。
苏敏已经回了老家，在县城的中学教物理。
“你描述一下。”
陆昭描述了。
“把它烘干，称重。”
“称了。”
“多少？”
“三克二。”
“再把它泡在生理盐水里，泡三天。”
三天之后，那一小瓶生理盐水变成了黑色。
不是浑浊，是黑。像墨汁，但是不沉淀。
沈青把它送到技术处的实验室，报告第二天出来了。
“样本成分：未识别。”
“检出微量残余神经电活动信号，频率十七赫兹。”
“重复采样三十二次，结果一致。”
陆昭拿着那份报告站在走廊上。
“十七赫兹。”
“跟1998年你母亲测到的一样。”沈青说。
“所以这条河里，有那扇门漏出来的东西。”
“对。”
“那我八岁那年，是被那扇门拖下去的。”
“不是。”沈青说，”是你母亲把你推上岸的。”
—
那天下午，顾先生约他在人民路的天桥上。
这一次顾先生没有站着。他坐在台阶上，西装外套挂在栏杆上，手腕上的表摘了下来，放在旁边。
“你摘表了。”
“我今天不想看时间。”顾先生说。
“我八岁那年掉进河里。”
“我知道。”
“我妈在河里。”
“我知道。”
“你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我说了，你就会去查。”顾先生说，”查到的时候，你会恨她。”
“为什么恨？”
“因为你会想：她为什么把我推上岸，自己留在下面。”
陆昭在台阶上坐下。
“1956年，是谁决定灌十六米混凝土的？”
“我祖父。”
“1947年那一次，门开了三天。”
“三天。”顾先生说，”那一次之后，我们家一直在做一件事。”
“什么事？”
“看住那扇门。”
“你们家看了七十多年？”
“七十九年。”顾先生说，”我祖父修了城墙下的混凝土，我父亲在1987年促成了这栋楼的选址。”
“那你呢？”
“我是第一个进去过的。”
“你为什么想开门？”
顾先生看着天桥下面的车。
“因为我妻子在里面。”
“1997年，这个城市有过一次小白昼。”顾先生说。
“多久？”
“四秒。”
“几个人看见？”
“三个。我是第三个。我妻子是第一个。”
“她看见了什么？”
“她说她看见了一扇门。”
“然后呢？”
“然后她做了一件很傻的事。”顾先生说，”她一个人去了那栋楼。”
“四号楼。”
“四号楼。”顾先生说，”1997年，那栋楼的地基裂了一道缝，她掉进去了。”
“多深？”
“十一米。”
“尸体找到了吗？”
“没有。”
陆昭把手放在膝盖上。
“1998年，四号楼的地基一直在漏。那一年，你母亲测到了十七赫兹。”
“1998年，我在那栋楼上面站了四十天。”
“2003年，楼塌了半栋。”
“谁让它塌的？”
顾先生抬起头。
“是我。”
“那天楼里有人吗？”
“没有。”
“有。”陆昭说，”2003年5月17日，四号楼里有十一个人。档案上写的是清理人员。”
顾先生的表情变了。
“那份名单你看过？”
“我看过。”
“那份名单是假的。”顾先生说，”那一天我在楼下。楼下没有人上去。”
“那十一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天桥下面，一辆救护车拉着灯往东开。
“顾先生。”
“嗯。”
“1997年，你妻子掉下去以后，你有没有想过，她可能是自己跳下去的？”
顾先生的手停在膝盖上。
“我想过。”
“你为什么还想开门？”
“因为不管是跳下去还是掉下去，”顾先生说，”她都在里面。”
陆昭站起来。
“顾先生。”
“嗯。”
“你今年多大？”
“四十九。”
“1997年你二十岁。”
“对。”
“你为了一个人，等了二十九年。”
“二十九年。”顾先生说，”二十九年我一直在做一件事。”
“什么事？”
“把自己变成一个能开门的人。”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问。”
“你要不要成为第十八？”
天桥上的风很凉。
“我有三个条件。”陆昭说。
“说。”
“第一，温晓和高永年的死，要有人负责。”
“谁负责？”
“秦望。”
“这个我做不到。秦望是管理局的人。”
“你做得到。”陆昭说，”因为你手上有那份活着的人的名单。”
顾先生看了他两秒。
“第二个？”
“所有接种过共鸣液的人，从今天起停止接种。已接种的，交出来。”
“这个我能做到一半。”
“哪一半？”
“停止接种。”顾先生说，”已经接种的，我交不出来。他们不在我手上。”
“在谁手上？”
“在观察手上。”
“第三个。”
陆昭看着自己的手。
“如果有一天我推开了那扇门，我出来的时候，你不能拦我。”
顾先生沉默了很久。
“如果你出来的不是我妻子呢？”
“那你就杀我。”
顾先生把表拿起来，重新戴在手腕上。
“陆昭。”
“嗯。”
“你今天说的这三句话，我记下来了。”
“你不用记。”
“我必须记。”顾先生说，”因为三月的时候，你可能自己都不记得了。”
